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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骚扰电话”问题约谈三大运营商，并就广告管理中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履行的义务开展行政指导，要求从源头上治理“骚扰电话”问题。
5月份，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也曾就骚扰电话管控不力问题，约谈中国电信集团四家省电信公司，其中包括江苏省。
业内分析人士称，监管部门多次约谈运营商，表明了治理骚扰电话的态度与决心。据了解，2018年中国骚扰电话拨打数量超过500亿次。其中，主要是门类多样的营销电话，包括保险理财，信用卡办理等。目前，这一业务已经形成产业链条，并借助高科技手段推广实施。
有业界专家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骚扰电话的治理，除了明确相关责任主体，还要明确骚扰电话的概念以及骚扰行为的边界，但目前国内法律并没有具体的规范说明。
骚扰电话产业化
提到骚扰电话，多名采访对象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不堪其扰”。一名金融从业者称，经常接到一些推销小孩教育的电话，上来就是直接报项目，有时正在工作却被这个电话打断了。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19中国骚扰电话市场状况与用户感知调查报告》，2018年中国骚扰电话拨打数量超过500亿次，近七成网民遭受过骚扰电话，占比达到69.7%。
资深通信业观察人士钱立富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称，目前骚扰电话已经形成产业链条，并通过大数据、智能化等方式攫取用户个人信息，可以实现更加精准的营销。“现在骚扰电话产业链条的基本构成是：探针盒子收集手机MAC地址——大数据进行分析匹配，将MAC地址转换成用户的手机号等信息——语音机器人进行疯狂外呼”。
今年的央视“3·15晚会”曾曝光了智能骚扰电话产业链。以往通过人工外呼的骚扰电话已经逐步淘汰，因为人工拨打骚扰电话一天最多只能拨几百个，而新兴的智能机器人每天可以拨打5000个骚扰电话，大大提升了呼叫效率。
钱立富称，现在一些违规企业在商场、写字楼等地放置“声牙盒子”等装置，通过无线网络信号搜集个人信息，然后卖给其他公司，为这类公司提供电话号码在内的个人信息，这是导致骚扰电话现象频频出现的主要缘由。
治理之“痛”
尽管骚扰电话令人深恶痛绝，但治理管控并不容易。
通信专家项立刚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治理的难度首先在于谁来管理。从理论上说，除了公安系统等国家权力部门，任何其他机构都没有权力去监控用户的电话内容，电信运营商更不能实行监控，这就导致骚扰电话很难做到事前预防。其次，对于骚扰电话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界定，其边界在哪里并不明晰。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则称，骚扰电话通常是指营销电话，即通过电话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推销某种商品或服务。从法律角度而言，这种营销电话只要事先没有经过用户的同意而拨打了，这就属于侵犯了用户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骚扰电话很难取证，就运营商而言，无法定性这些电话是否属于骚扰电话。
独立通信分析师付亮表示，腾讯、360等企业都在做标记功能，用户可以标记来电是否属于骚扰或营销电话。问题在于，第三方的标记仅仅只能作为参考，并不意味着认定事实层面就是营销、诈骗。运营商也无法依据标记的频次来封号，或直接进行拨号限制，其最大的权限处置也就是进行重点监控。
由于骚扰电话的拨打都需要接入到电信运营商，被销售电话和骚扰电话支撑起来的中国呼叫中心市场规模逐年扩大。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该市场规模已达到190.2亿元，预计2019年能突破200亿达到216.6亿元。业界有评论称，巨大利益关系或许是运营商历年治理的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
多措并举
此次约谈，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三大运营商认真履行《江苏省广告条例》规定的法定义务，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最高人民法院等13部门联合发布的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要求，对涉及推销广告的电话呼叫，建立健全监测或投诉处理制度，对发现利用信息传输、发布平台违法发布、发送广告等行为，要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停止传输等措施予以制止。
钱立富认为，政策的要求将给运营商企业注入更大的治理驱动力。中国电信在回应《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电信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包括依托“天翼鹰觑”防范骚扰电话，借助大数据分析处置系统，对可疑号码进行实时监测处置等。
付亮表示，对恶意营销电话加强惩处是必要的选项，这其中既包括营销的委托者，也包括营销的实施者。
“运营商有责任去进行大数据分析，并规范一些用户行为，与此同时，对明显不符合程序的拨号，也有实时拦截的义务，但这些并不足以改变骚扰电话盛行的大环境。”付亮称，“提升骚扰电话的识别和拦截能力，要从源头上制止违法广告推销电话的行为，这不仅仅需要依靠运营商，而且需要公安部门、工商部门等多部门联动介入、共同治理，才有可能真正遏制骚扰电话这一沉疴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