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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企业尝到了甜头，这些企业进驻了高精尖的“特派员”专家后，无异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王玉凤
作为深圳的一名创业者，深圳联合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永超没有想到，申请一个项目，当地政府除了给钱，还送人——免费“送”给他一位特派员。
特派员很多人可能只在电影电视上见过。但在深圳，这个词已经引入到科技产业上，即引进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派驻到创新型企业，促进产业化落地。这一举措颇为罕见。
两年多后的今天，郭永超的企业受益良多。在他埋头深耕产品之余，特派员“身兼多职”，帮他把握行业发展方向，带领他申请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并且对接了丰富的行业客户资源。
强大而迅速的产业化能力是深圳企业最受称道之处。显然，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推动力之一。
创新企业受益多
为推进农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
不过，早在2014年，科技企业高度聚集的深圳南山区就已先行先试，并将科技特派员制度用于科技创新领域，对资助金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上的项目派驻科技特派员。
2015年年底，郭永超申请了南山区核心技术突破的一个项目，得到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随着这笔资金一起批下来的还有一位基因检测领域的研究人员、中南大学教授梁德生。梁德生的研究方向与他们公司的研究方向一致。这意味着，专家的技术和资源与他们企业的需求高度对接。
在郭永超看来，他们有技术突破的能力，不一定需要特派员帮助解决技术本身的困难，但是特派员的附加值很大，“专家告诉我们国内外热点在哪里，行业的技术方向是什么，给我们一个更全面的图景。”
特派员也带领企业一起去申请大型的科技项目。郭永超说：“专家带我们一起去申请国家科技项目，如果没有他，我们申请不到。当然，专家组织的团队也需要我们这些企业来解决临床问题。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单位联合申请，这给我们带来了合作机会。”
特派员能帮助到企业的还有更多。2014年，杨术从北京的知名高校毕业后来到深圳创业，成立了深圳欧德蒙科技有限公司。但当时人生地不熟，而他的特派员熟稔深圳市场，帮他介绍了很多行业人士，迅速打开圈子。
杨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他们年销售额已达5000万元，融资已经拿了3轮，总额超过了3000万元。
特派员和企业要看对眼
对于专家来说，从特派员这个兼职中获得的薪酬算得上“微薄”了。
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是负责对接特派员和企业事宜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该所所长王艳梅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特派员津贴是税后2万元/年，差旅费实报实销，津贴和差旅费在企业获得的项目资助经费中列支。
也就是说，这笔钱是企业资助经费中的一部分，企业一分钱都不用往外掏。
截至目前，南山区已经共派92位特派员，入驻147家单位186个项目，核心技术突破项目共达91个。
那么，这些行业精英们为什么会愿意挤出时间到这些初创企业兼职？除了与地方政府的交情之外，这些企业项目本身的水平也吸引了他们。
浙江大学教授、医疗器械领域的特派员段会龙接到邀请之初有些犹豫，但是最终还是答应下来。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关键是项目还不错，不然费那个力气没用，我们也愿意做点事情。深圳靠谱程度很高，一般立十个项目，八九个是靠谱的。”
而对梁德生而言，企业研发的产品也和他的需求“对路”，一拍即合。这是企业和特派员之间最理想的状态。
梁德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郭永超他们后来研发了一个基因检测的试剂盒，非常有用，我现在拿过来做临床应用和科研。我和一些上市公司也有合作，当然他们实力雄厚、布局全面，但深圳这家初创公司的产品便捷而便宜，适合局部或基层机构的应用。”
根据要求，原则上，特派员每个季度至少与项目承担单位现场交流对接一次，即一年4次。由于路途遥远，这并不容易实现。但在合作期间，家住湖南长沙的梁德生每年去深圳这家企业的次数都有四五次。有时候甚至在他来深圳出差时，也会顺道拐个弯就去了。
“他们的产品主要特色是便宜、便捷。从我们传统科学来说，这并非高大上，但是这样的产品很有用，而且转化很快，半年左右就能做出产品来，并且很快就能应用。”梁德生说。
去年年底项目结束后，梁德生和郭永超决定继续另一层面的合作，共同开发新的技术方法。
梁德生也是中南大学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主任，兼任中国医学协会医学遗传医师分会副会长等多个职位。这些身份除了代表技术水平以外，也意味着丰厚的业内资源。对于郭永超而言，这个资源平常求而不得。
“有些企业和特派员的派驻协议到期后，还找到我们希望再派驻特派员到他们单位。”王艳梅表示，“项目做得越实的单位，特派员起的作用就越大，我们引进的特派员都是在行业有资源、产业技术水平高的大专家，往往是企业求不来、对接不上的。而特派员也看重政府派驻这个身份。”
模式复制有难度
当初，当地政府批下300万元补贴后，郭永超并未直接拿到这笔钱。相反，这笔资金打到了一个监管账户上，项目通过中期考核后拿到一半，另一半要在项目通过最终的考核后才能拿到。
而特派员的进驻，也扮演着监管项目和资金的角色。不过，在官方的设想中，“监督项目实施和项目资金的使用”只是特派员的职责之一，更多的职责是建立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推动产业化。
但部分企业忽略了后者。据王艳梅介绍，刚开始，因为企业不了解，以为是政府派来监督项目执行情况的，推行得很艰难。做了大量工作后，才逐步推进。
她补充道，若是没有合适的合作项目与合作点，特派员与驻点单位很难产生合作，一旦没有合作共识，特派员也会把与企业对接当成一项任务来执行，积极性大打折扣。
王艳梅也表示，特派员制度政策没有延续，也导致双方了解和合作不够深入的企业与特派员的联系中断，使得特派员工作没有达到政策约定的要求。“这个制度延续了3年，最后一批特派员是2016年公示的。2015年立项的重大项目，至2017年底基本也已经到期了，所以现在特派员的派驻工作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是就算重大项目没有了，特派员制度还是可以用在其他资助项目里，不过这需要相关的配套文件。”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局长刘石明告诉第一财经，这100多个项目里存在合作不是特别好的，一是因为有些企业自始至终不能理解这个制度，二是因为有些专家和企业没有“看对眼”。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个尝试是成功的，确实有一大批企业尝到了甜头，这些企业进驻了高精尖的专家后，无异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他补充道，现在中止这个项目不是因为项目不好，而是资金补贴从事前调整到了事后，项目不做到一定程度或不完全做完后不补贴，这意味着专家对项目的监管作用弱化了，但是指导作用还是需要的。
深圳南山区打算在新的重大项目中沿用这个制度。然而，这一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么？可行性有多大？
段会龙表示这并非新事物，此前科技部一些项目立项之后也会有专家介入，但从地方层面来说，南山区这样的做法确实不多见。“但是一般地方做不起，因为这需要深厚的资源。要既懂行业又要公正监管，就不能只从地方上请人，而是扩大到全国，否则特派员和企业彼此熟悉，就无公正可言。”
他补充道，当时仅他们医疗器械组就有四五位专家，其中深圳本地专家就一位。此前也有其他地方试水过该模式，但是由于资源匮乏，只能在当地聘请了一些专家，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在思考在一些前瞻性的项目中延续特派员制度，虽然项目的数量可能没那么大，但是会更聚焦。”刘石明对第一财经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