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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的反弹乃至突增局面，江浙一带政府及银行监管部门本月接连出台措施，就企业联保互保、个别银行抽贷压贷等造成贷款不良的“症结”对症下药。
据新华社近日报道，浙江银监局与省银行业协会联合发布《浙江省银行业协会关于建立企业突发信贷风险会商帮扶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规定企业发生重大突发信贷风险，并同时满足融资银行数量超过3家，融资余额超过5000万（含），保证融资占其融资余额的50%以上，为其保证的企业超过3家（含），或所处联保体、担保圈或担保链的企业超过10家（含）的，可启动会商机制。
银行步调一致
上述会商机制，其实是银行对企业“步调一致”的帮或不帮：对自身经营良好且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应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帮其渡过难关；对主业良好，但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的企业，采取建议企业“瘦身”、逐步调整融资总量等手段，挽救企业；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政策、属于淘汰落后产能或挽救无望的企业，则应平稳有序退出。
无独有偶，这种银行间的“步调一致”也在苏州银监局近日建立的化解钢贸风险“主牵头行制度”中得到体现。银监局要求牵头银行对属地钢市直接进行“支持类”、“稳定类”和“清理类”三种分类。银行统一对获得“支持类”钢市不压、抽贷，对“稳定类”钢市做好资产保全工作。
某股份制银行绍兴分行主管风控高层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坦言，当信贷风险集中出现，只有各银行统一决策贷或不贷，才能使被保下的企业数达到最大化、银行总体不良“创面”最小化，否则，任意一家银行对企业抽贷压贷，都可能造成已在破产边缘的企业资金链断裂，其余供贷银行集体坏账。
而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民企银行信贷还有着庞大互保网络，一家被银行收贷“判死刑”的企业倒下，可能如同“多米诺”的第一块骨牌，将通过互保网连环推倒其他企业，进而引发地方银行业大面积不良。
对此，浙江除了出台上述针对互保的《意见》，此前还做出“建立防火墙”的指示。在杭州600家民企联名上书向政府求救后，上月末，浙江省政府已牵头召开金融会议，并抛出26条针对性措施，其中特别要求银行“对经营情况比较好的，但因涉足互保问题而受影响的企业，相关区县政府应协调相关金融机构，根据企业情况设置防火墙，不使优质企业受到影响”。
事实上，浙江省政府在危机中的作为由来已久、一脉相承。本报记者此前采访获悉，杭州、诸暨等企业互保重灾区已经开始动用政府资金，为企业应急转贷，提供“过桥款”。
不良贷款上升
在江浙一带监管介入“施救”的背后是银行不良贷款的突增。
据媒体从监管部门获得的数据，截至5月末，浙江全省不良贷款余额为672.8亿元，比年初突增181.4亿元；同时，省高院发布数据显示，浙江民间借贷案件创5年新高，危局已经从疯狂的地下钱庄蔓延到地上金融系统。
与之同时公布的数据还有，温州市截至6月末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2.69%，创十年来新高，不良贷款余额181.4亿元。而去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仅为0.37%。
当经济进入低迷周期，除了浙江，今年以来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压力明显。银行业一季报显示，民生银行(600016,股吧)、光大银行(601818,股吧)、深发展(000001,股吧)、兴业银行(601166,股吧)、招商银行(600036,股吧)等6家股份制银行均出现了不良贷款额上升，其中，民生、深发展和兴业银行一季度末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84亿元、44亿元和40亿元，分别比去年末增加8.5亿元、11.5亿元和3.2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67%、0.68%和0.40%，比去年末分别上升0.04个、0.15个和0.02个百分点。
深发展相关负责人此前向媒体解释称，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行业的中小型企业中，且地区集中在江浙一带。
央行杭州中心支行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浙江发生信贷风险的企业中，60%是因为为其他企业担保代偿后出现了资金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