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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婷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去年12月15日的北大演讲中，将“工、农、中、建、交”称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即是国际上通常所说的“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的金融机构。
然而，在系统重要性“榜上有名”让银行“欢喜”也让银行“忧”，如周小川所言，“对系统性重要性机构，监管就应该更严一些，审慎性标准要提得更高一点，如果出了问题处理也应该更坚决一些”。
银行周刊：“太大”还是“不太大”？“能倒”还是“不能倒”？在金融危机后始终饱受争议的问题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究竟哪些银行该贴上“太大而不能倒”的标签？该如何防止“太大”但是“将倒”的银行威胁金融与经济稳定？
防止SIFIs“挟持”整体经济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下称“SIFIs”）定义为：由于规模、复杂度与系统相关度，其无序破产将对更广范围内金融体系与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的金融机构。
这些“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一度成为金融危机后“道德风险”的争议焦点——由于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任其倒闭，这些金融机构往往有更多动机冒更高风险，造成了银行“挟持”整体经济的情形。这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形。
“这个问题究竟是该归咎于美国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混业经营还是仅仅是规模的问题？恐怕两者皆有。”全球风险协会(GARP)美国克利夫兰分会会长Anurag Gupta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分业经营是有道理的，毕竟在美国和全球经济中良好地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但规模却是更大的问题。”
Gupta认为，金融监管很难真正控制这些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任由这些机构变成如今的“庞然大物”，以至于使其“挟持”整体经济作为“人质”。对于中国这样目前正在考虑改革金融体系的国家而言，应该要对美国这两大教训格外注意。
更严格监管G-SIFIs
二十国集团（G20）在去年的首尔峰会上批准了FSB提出的旨在降低SIFIs道德风险的政策框架。该框架建立了一个确保所有破产金融机构能够安全并迅速得到清算的方案框架，从而不破坏金融体系稳定，也避免让纳税人来承担这些银行的损失风险。
更重要的是，G20一致认同，应该将“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列在“全球”与“国内”两张不同的名单上。
因此FSB将SIFIs划为两个档次：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D-SIFIs）。
FSB的方案要求G-SIFIs拥有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从而反映它们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的更大风险。这意味着被列入“全球”名单的银行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审查，并且有义务持有更多资本，而海外业务有限的亚洲多数大型银行则相对压力较小。
是否“上榜”有争议
在系统重要性“榜上有名”让银行“欢喜”也让银行“忧”：一方面，如果被划入SIFIs，甚至G-SIFIs，表明该机构在国内甚至全球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资本要求更高、监管更严，相比之下其资本回报率就会偏低，为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清算也需要更多准备。正如周小川所言，“对系统性重要性机构，监管就应该更严一些，审慎性标准要提得更高一点，如果出了问题处理也应该更坚决一些”。
因而，对于是否该“上榜”，也各有争议。FSB为拟订G-SIFIs的名单花费了一年多时间，但目前还未做出最终判断，目前已有包括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美银美林、花旗、加拿大皇家银行、汇丰、巴克莱等20家左右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法国、西班牙、日本、意大利、德国、荷兰的银行在拟定名单之列。
而中国的商业银行，如工、农、中、建四大行尽管在全球银行业市值排名前十名之内，但海外业务占整体业务比例却较小，因而被列入G-SIFIs的可能性还较小。
但在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D-SIFIs）的界定方面，也存在“上榜”与否的问题。周小川认为，从规模看，工、农、中、建、交行肯定是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上述五家银行列入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判断，在国内也已基本达成共识。他建议可以把交行作为一个临界点——对于规模小于交行的银行，可以将该银行资产与交行资产的比例作为D-SIFIs系数，并以此计算该银行需要保持的资本要求和其他审慎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