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2003年5月19日，北京，“非典”流行，街上人流稀少。
上午10点，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围坐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以及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阎海旺、财政部时任部长金人庆，正在筹建的中国银监会“候任”主席刘明康等。
银行周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从包里拿出一叠文件，说是文件，其实只是一摞打印好的PPT报告文稿，每份文稿只有19页幻灯片。
一同前往的，还有时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
这次会议颇不寻常，以往的国务院汇报工作，早在头一天就将汇报材料递交秘书局，并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一次，显然参会者们在开会时才拿到材料。
据说这份PPT共19页，每一页均文字寥寥，提纲挈领地描绘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代价、资源运用、操作过程、配套措施及操作风险等。
据熟悉当时改革情况的人士向记者表示，直到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以此为蓝本进行改革后，才把这份PPT文件中的操作部分，真正形成文字稿。
正是这次汇报，拉开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最彻底改革的序幕。据一位参与改革思路设计的人士对记者评估，当初设计的方案，有70%~80%以上都得到了实现，“这在中国三十年的重大改革中已属不易”。
据一位了解“5·19”汇报的人士回忆，整个汇报是按照这份PPT的顺序逐页进行的，首先就对这次改革的“宏观理解”做了说明。该部分开宗明义提出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是最大的金融风险，其财务重组涉及重大资源运用，其规划是央行各项工作五年规划及政策取向的先决条件”。
之所以称“先决条件”，因为四大行资产规模占当时银行体系约70%，如果不良资产不解决，运营机制不理顺，央行的货币政策就无法传导，国民经济运行就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
实际上，到2002年下半年及2003年初，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已广受海内外关注，国际上有影响的财经媒体，均对这一问题做了报道，认为巨额不良资产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判断。在2003年初，国际著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将中国内地银行全部评为垃圾级。
中投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汪建熙对记者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并无太多选择，只能前行。
以资产规模计，银行业在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七分天下，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又是银行业的中坚，四大行问题不解决，中国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就始终存在，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就是前车之鉴；其次，虽然当时资本市场已经过十多年发展，但资金配置功能仍微乎其微，银行业仍是资金配置主渠道，四大银行又占其半壁江山，因而国有银行体制机制性问题不解决，中国资金配置的整体效率就很难提高，也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和发展速度，以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以不良贷款为例，单依靠商业银行自身加以解决，并非完全不行，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按商业银行经营最好的年份算，不良贷款的消化估计至少要8至10年。环境的变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对记者分析，“一方面，2006年年末，中国外资银行人民币市场的准入将进一步开放，外部竞争压力加剧。另一方面要考虑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
根据入世协议，中国银行业将在五年过渡期后，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必须做好准备迎接竞争。
因此，早在2002年2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已下定决心，提出要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在这次会议上，银行改革被定为接下来金融领域要解决的重要事项。
2003年3月，国务院新老领导班子完成交接，对银行改革重任就落在了新的领导集体肩上。据记者了解，在新老领导集体尚未正式交接之际，新一届“候任”政府领导就提出，希望以央行为首，尽快草拟一个改革方案。
2004年3月14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开表示：“这次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