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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世界都开始将目光聚焦亚洲——这一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军者。而提到亚洲，每每与中国相提并论的新兴市场国家便是印度。但很少有中国读者意识到，正是由于印度央行前行长雷迪博士（Y.V. Reddy）在为期5年的任职期间为印度银行业制定了严格的借贷准则，才帮助整个印度银行体系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幸免于难。
银行周刊：作为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央行）第21任行长，雷迪为印度金融业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于2008年9月圆满结束了为期五年的任职。2010年，他被印度授予第二级高等公民荣誉奖“莲花赐（Padma Vibhushan）”。
7月12日，在韩国大田举办的IMF亚洲峰会期间，雷迪特地将他的著作《印度与全球金融危机：货币和金融管理》（India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anaging Money and Finance）赠予《第一财经日报》，并同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与广大中国读者分享他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印度哲学”。
本次危机源于过度金融化
第一财经日报：银行业政策制定者的经历，一定让你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有着独特的视角，你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同时，能否总结一下你著作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
雷迪：这本书总体来说总结了我担任央行行长时所作的一些演讲。在这些演讲中，我的一个观点是，全球金融和银行体系存在着很多问题。事实上我早就警告过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的金融体系中存在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其次，这些演讲也指出了，印度所采取的防止金融体系危机的种种措施。第三，书中也介绍了“自由化、去监管化”等全球化压力，以及一些政治经济问题。
本书包含了我对这次危机的看法。这次危机的根源便在于“过度金融化”，即金融部门发展得太快，以至于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增速。金融业的作用被本末倒置了——从原本支持实体经济和政府的“工具”变成了“目的”本身。其次，金融业存在被过度“去监管化”了，因此得到了过度发展的自由。第三，金融中介存在过度“杠杆化”，当然同时也因为存在不负责任的借贷现象，包括房地产和消费领域。
这些因素同时发生，而当时金融体系已经十分脆弱，这导致了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无论是房地产价格还是股票价格，都开始陷入崩溃。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某种程度上又由于缺乏金融监管，而这又是基于一种对市场放任自由的意识形态。
因此印度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我意识到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监管金融业不平衡的谨慎政策。印度努力所做的本质上有三项工作：第一，在货币政策上，防止过度宽松。第二，在金融监管方面，我们采取了宏观经济保护措施和对抗风险的保护措施，因此印度的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而对风险资产的风险敞口也有所控制。第三，对于存在过度流动性的外部因素，我们拥有良好的资本账户管理体系，这点与中国类似。
但我不得不指出，相比中国，我们拥有一个额外的大问题，这一问题便是，我们的财政赤字很高——印度的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非常高。因此我们也要额外小心，非居民在这一市场上的参与必须有限。第二，与中国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不同，我们的经常账户常常表现为赤字。因此印度的政策更为复杂。
日报：印度央行最近意外地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以遏制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你认为印度在“退出”刺激政策上的立场是什么？印度是否还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雷迪：我认为要讨论印度的货币政策，必须要考虑不同的情况。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谈谈一些背景。
事实上，本次危机对印度的影响并没有对其他国家那样大，对GDP的影响也小于GDP本身的降幅。印度的GDP增速大幅度放缓，但它代表了三方面：首先，是反映了农业部门的表现，农业在同一时期内的表现低迷。第二，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过快，本身我们也要进行调整，因此也存在自然的“冷却效应”。第三，才是危机效应。因此，如果人们仅仅只从印度GDP的降幅来看危机的影响，就会比实际的影响更加严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印度的财政和货币管理政策。这些政策并不是容易管理的。如果考虑财政刺激政策，其实印度已经存在结构性赤字问题，正如我此前提到的，印度的公共部门债务持续处于高位。因此，在结构性赤字的基础上，财政刺激政策拥有的操作余地就相对较小。而印度的支出结构与中国相比也大大不同，刺激政策带来的支出在印度大部分都在于消费，如农村消费计划等，这意味着，产业刺激占了印度刺激计划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当我们考虑“退出”刺激政策的时候，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就相对较小。这些都意味着，货币政策的负担相对更重。
与此同时，通胀的压力也在加剧。通胀也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食品价格上升，一定程度上由供给造成。第二阶段就是蔓延到了通胀预期。这当然也包括总需求增加的因素。
综合这些原因，必须有相应的货币政策，而且要尽早采取并且很明显将会继续采取这样的措施。
展望全球金融架构与中印发展
日报：你认为IMF是否会成为全球央行？SDR（特别提款权）是否会成为超主权货币？今后的全球金融架构将会如何演变？
雷迪：要了解有关IMF会否成为全球央行的问题，就要了解央行的两项职能：第一是管理流动性，中央银行既有能力创造流动性，也有能力扼杀流动性。因此技术上来说，是有可能将部分权力交给IMF执行的。央行的第二项职能是最终偿付。一旦发生流动性危机，就必须注入流动性，当一些机构面临倒闭时，央行还需进行干预和救助。这意味着，必须有一方要承担损失。在一个国家中，承担这项责任的便是政府。但从IMF的角度看，有哪些国家愿意注入流动性？哪些国家政府愿意承担损失？这方面就几乎不太可能。IMF或许会承担一部分“借贷方”责任，但不可能作为“最终贷款人”。
有关SDR作为超主权货币的问题，要考虑两方面：首先，一些国家常常觉得一国的储备货币除了包括美元、欧元等货币，也要包括SDR，以确保多样性并分散风险。我认为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一国央行想要分散风险，他们可以效仿SDR，储备一篮子不同货币。而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私人部门和金融市场是否准备好了使用SDR？公共政策上是否能鼓励他们使用SDR？只有当这些成立的时候，SDR才有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但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SDR不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这不仅仅涉及到一国的公共政策，还涉及到金融市场，是否愿意使用SDR来进行交易。
第三，有关全球金融架构的问题。我想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目前为止，欧洲既存在着区域性机制，也有IMF等全球性机制。亚洲曾经提出建立区域性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IMF并不乐意，他们认为应该只有一个全球性组织，而不应该存在区域性组织。但时至今日，IMF与ECB（欧洲中央银行）一起援助了希腊等欧洲债务国。IMF逐渐意识到，区域性机制和全球性机制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互斥关系。
这种互补关系背后还有一个逻辑。以亚洲为例，这一区域内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当一个或若干国家出现问题时，其他一些处境较好的国家可以提供帮助。区域内各国互帮互助，这对IMF来说也减轻了负担。但有些时候，在区域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情况下，可能整个区域内的国家都遭受同一打击，就无法互相帮助，这时IMF就需要伸出援手。
因此我认为，全球金融架构的新模式，将会以区域性机制和全球性机制“共存、互补”的形式出现。
日报：我们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亚洲货币？
雷迪：让我们先来看欧洲的经验。欧元区带来的一个教训是，区域性货币联盟要求大量的财政协调。在欧元区，他们有相关协议，但并未有效执行。亚洲的多样性要更甚于欧洲，毫无疑问亚洲会进一步融合，进一步一体化，但由于欧洲的前车之鉴，在没有大量财政协调机制出现之前，很可能会有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汇率协调机制、更多的共同监管，而我认为亚洲货币不可能很快出现，尤其是看到欧元区最近面临的压力。
日报：你多次同时提到中国和印度，考虑到人口和经济上的约束，你认为“Chindia”(中国和印度的联称）中哪一个更有长远的发展潜力？
雷迪：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的优势。中国幅员辽阔，总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比印度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充满活力，增速非常快，也能够保持稳定。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中国遥遥领先，而印度紧随其后。
目前中国具有较大的人口优势。而印度的人口结构有所不同，中国有庞大的青年人口，尤其是15~20岁的年轻人很多，但在印度，不同省份就有不同的人口结构。有些省的年龄持续下降，学龄人口比例较高，这为更长时期内的发展提供了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在短期内，人口结构多样性也让印度的储蓄、投资、出口和内需等宏观经济更平衡。另外，印度在公共财政上较弱，但金融部门却相对较强。
我相信这个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两国共同发展，只要我们“合作、竞争、协调”，就一定会有精彩的未来。
在此我想说个小笑话。你知道印度的服务业很强，而中国的制造业很强。所以有人评价，因为造纸是中国人发明的，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强，而阿拉伯数字“零”是由印度人发明的，所以印度的软件业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