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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末冬
次贷危机发生10年后，金融业是否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金融风险又集中在哪些层面，是否有新一轮风险暴露的可能？
当下，世界各国正在艰难地探索完善金融市场职能。就中国而言，当前存在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风险集中在金融、地方债和房地产三大领域，而实际上后两者也和金融息息相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不少分论坛都将目光聚焦上述话题，探讨金融风险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摸底全球金融风险
在过去的20年间，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曾经历过3次危机——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欧洲股市连续几年大幅下跌；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也导致欧洲股市下滑7%；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出现。
“这些问题的源头都一样，都是来自过高的杠杆率以及不高的信息透明度；同时，金融危机最后都体现为流动性危机，监管层需要高度重视此风险。”奥利弗·贝特表示，直到今天，监管对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及其压力测试的关注度还不够。对此，他建议提升透明度，掌握杠杆率和流动性水平，其中包括银行业、家庭部门以及政府部门。
在厚朴投资联席董事长、工商银行原副行长张红力看来，超前的消费文化、超复杂的金融创新、超弱的监管协同、超大量的债务积累、超高的杠杆和超贪婪的文化导致了金融危机。而当前，全球的金融风险还在累积。
具体到中国，奥利弗·贝特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存在流动性风险隐患。在“影子银行”领域，大量的产品不透明、流动性也较差，借短贷长导致期限错配非常严重。他以国内一些寿险产品举例称，“这些产品的保障利息非常高，意味着投资回报率也要特别高，但实际上，中国资本市场不够深化，无法弥补资产和负债的错配问题。因此，大部分产品就只能短期以借新还旧的方式补上资金缺口。”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债务和部分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逐步扩张，财政收入随经济增速放缓而下降，所以必须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在企业债务方面，除了经济增长放缓，还有政策的不稳定带来的短期流动性风险。
借鉴全球经验帮扶民营小微
如何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和民营企业等薄弱环节，成为嘉宾们关注的焦点。一些国内外比较成功的案例极具借鉴意义。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中国台湾地区共有144万家中小企业，占到台湾地区企业的98%，雇佣劳动人口78%。银行机构有37家，分行共3402家，平均ROE为9.3%。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如何服务好如此大比例的中小企业？对此，永丰银行董事长陈嘉贤称，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的设立，能够发挥金融支持小微的作用。不少文化类项目均是通过该信保基金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银行融资。
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成立于1974年，由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公开数据显示，该基金资本金近1260亿新台币（约270亿元人民币），其中政府部门出资约占75%，金融机构出资约占25%；保证余额累计超过10万亿新台币（约2.2万亿元人民币）。
陈嘉贤表示，政府的引导、银行的配合、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使得45年来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担保了40万家中小企业，其中2762家中小企业发展成为大企业，892家中小企业在台湾交易所上市，占整个上市公司的比例为46%。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如果金融向实体经济的贷款不能有效实施，里面便存在传导机制的问题。但是金融和小微企业贷款困难，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完全有关系。在朱民看来，小微企业融资难本质上是因为三个不对称：信息不对称、风险不对称、收益和成本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因为银行对小微企业不透明不了解，风险不对称是因为小微企业没有抵押，成本不对称是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收益和成本难以对称。因此，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全世界的难题。”
朱民同时还列举了德国、英国以及国内蚂蚁金服支持小微的模式。德国通过大型商业银行向社区银行提供流动性，由社区银行支持中小企业；英国则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为PPP提供流动性直接贷款给小微企业；蚂蚁金服则通过技术手段，实现3分钟申请、1秒放款，而且每笔贷款成本从数千元降至2.3元。“政府和金融科技合作建立平台，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也非常重要。”他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