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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一名支行行长的顾虑与转身
“讽刺的是，比如政府平台业务，合规性上往往是存在瑕疵的，但是信用风险反而最小，做过的几笔民营业务，合规性上全部都没有问题，但是最后都爆雷了。”
中国的商业银行自资产剥离、市场化改制后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黄金时期，如今，业内一个共识是，由于内外部大环境各种因素的变化，目前的银行业已经进入转型期，面临的更多的是困难，这些因素包括：传统银行自身制度红利的消退、经济结构和增长趋势的转轨、金融科技以及非银行金融业态的壮大等等。
浪潮席卷之下，其中个体的命运也几经沉浮。
广东某市一家城商行的支行行长王贺近期正式向银行提交了辞职报告，而他开始产生辞职这一想法的时间要追溯至更久——一年多之前就听其谈及这一念头。
由于每天都在与各类企业深度接触，王贺对当地经济和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非常熟悉，他的顾虑是：企业的效益未见好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暴露出更多的风险，不管是信贷还是发债。另一方面，银行受到的各种监管压力有增无减。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风险责任和压力的漩涡，王贺认为还是走为上策，他的选择并不是孤例。相反，据记者了解，目前银行中层管理人员离职的情况不鲜见，这一曾经让人艳羡不已的位置，似乎转身就成了“烫手的山芋”。
一线信贷人员们也正经历着类似的苦恼。江苏地区一家股份制银行从业近10年的业务人士表示，在过去这近10年的从业过程中，对国内商业银行的运作中最大的一点感受是，过去十年尤其是影子银行兴起之后的几年，挣快钱、做套利业务、绩效文化流行。对风险的敬畏心降低，对绩效的过度激励等现象广泛存在，银行人普遍趋易避难，对业务规律掌握不透。
如今似乎开始进入为风险买单的时间。“讽刺的是，比如政府平台业务，合规性上往往是存在瑕疵的，但是信用风险反而最小，做过的几笔民营业务，合规性上全部都没有问题，但是最后都爆雷了。”他表示。
政府、银行、企业是一个经济体的多个面，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诉求。去年以来，在民营企业陷入一轮债务危机之后，政府很快出面各种渠道引导纾困民企。随后还出台了诸多支持小微的措施。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考虑的是经济和就业的稳定，如此是必然之举。从银行的角度，考虑的则是效益和风险的平衡，“如果监管对银行的考核指标、银行对信贷经办人的考核和激励模式都没有变，单纯地要求银行去支持小微，效果有限。”一家银行对公人士说。
一番争论之后，对银行考核中的“尽职免责”的概念去年开始被重点提及，不过记者近期了解下来，发现大家对此的反馈均是，“目前没有变化、很难定义和落实。”上述江苏地区银行人士表示，其实这个概念从其入职的时候就开始出现。
总体而言，银行的业务模式是相对市场化的，首要的考虑就是不良，“先是信用风险，再是监管风险，相比于被监管罚个几十几百万，出一笔坏账的损失要大多了。”
不过，即使不考虑监管要求，仅从自身市场化发展的考虑，银行内部也有转型的动力和必要。但这一过程困难重重，对大部分银行而言，几乎还没有起步。
虽然金融科技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似乎各家银行都已经做了很多布局，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下来，在银行实际的对公信贷业务过程中，几乎还没有真正的运用。系统和数据的搭建需要政府部门牵头，银行内部能做的也还没起步，倒是审批流程越来越多。
信贷员们的苦恼不止于此。如果说要转型，从过去完全依赖国企和政府平台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做更多有创新有活力的小企业，业务模式上完全不一样，中国的中小企业良莠不齐，而且技术上大都是中下端企业，含金量不高，做小企业需要在海量企业中去挖掘优质的、有成长潜力的企业。
理论上这是可行的。记者统计了A股上市公司中全部国企和民企的财务数据（剔除金融和房地产），对比2018年三季度相比于2017年三季度的平均资产和平均净利润变化发现，就上市公司这一群体而言，民企的资产增速要低于国企，但是利润增速则比国企高，上市国企的平均总资产增速为13%，平均净利润增速为7%；上市民企的平均总资产增速和平均净利润增速均在11%左右。换言之，民企的效益确实比国企强很多，有潜力的民企自然不在少数。
但问题是，既往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信贷员们似乎欠缺这一挖掘能力，“银行的营销人员对行业和财务有深入了解的非常少，专业水平确实不能和券商的人员比，也就是酒量独霸金融圈……”上述江苏地区银行人士自嘲道。
作为行长，王贺的顾虑更为复杂，并且感知到的来自监管的压力也更重。这几年银行从业环境的变化切实可感，在严监管、防套利的同时还要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并且对银行贷款损失的考核指标也没有放松，这些都成为银行的压力，一些曾经正常开展的业务突然就宣称是违规的，没有明确的规则标准，很难把握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