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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生
日前，山东一家民营性质的股份公司个别员工因对企业停产放假不满，在个人微信圈中恶意炒作诸如“企业倒闭，放贷的临商银行也一起完了”之类的谣言。上述谣言经微信圈传播放大，导致当地少数群众信以为真，盲目前往临商银行的一所支行挤兑存款，最多时有500多储户围聚在这所支行要求提取存款。
这一情况发生后，临商银行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调拨充足资金，没有让挤兑形成更大风波。与此同时，当地警方经初步排查，对有关造谣生事人员作出了行政拘留、训诫等处理。
一场因造谣引起的银行挤兑风波，在相关银行和当地警方的及时处理下，很快烟消云散，当地也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和生活秩序。但是，这一事件留下的余波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造谣者固然应该受到处理，但是他们造出的谣言为什么能够产生影响？很显然，处于谣言漩涡中的临商银行作为一家地方小型银行，在市场上恐怕尚未能建立起令储户认可的信任度，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假如造谣者在微信上说五大行这样的国有大行存款无法提取，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储户轻信，挤兑事件也不大可能产生。
临商银行是山东省的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按照我国各类金融机构的分布，这种银行属于地方上的小型银行，它们大多是由地方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投资建立。近几年来，相关政策对此类银行投资主体的限制越来越宽松，集体企业资产和民营资本等非公资本都可参与投资，而它们的业务对象也主要是地方上的各类中小微企业，向他们提供短期头寸。
近几年，在我国货币政策一直稳健的总体背景下，为了让这类地方银行更好地起到支持地方上的民营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作用，对这类地方中小银行执行的货币政策要比大行更趋宽松，它们可以享受到比国有大行更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在存贷款利率放开以后，它们为了吸收储蓄，普遍向储户开出了比国有大银行高一到两个档次的利率。
在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中，这类地方银行更多地承担了支持中小微企业资金融通需求的职能，在货币政策的表述上被称为“信贷滴灌”。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货币融通途径。
但问题在于，这类地方小型银行普遍资金实力薄弱，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差，向储户开出的高利率又迫使它们在投放贷款时必须制定更高的贷款利率，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
而这样一来，上述地方小型银行的贷款发放对象，即地方上的中小微企业只能承受比较高的贷款成本，这也间接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这种困难反过来又会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
很显然，地方上的小银行与地方企业的联合，实际上成为一种“弱弱联合”，正是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使得地方小银行在储户中的信誉度难以提高，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出现储户挤兑存款的事件。临商银行出现的这一场风波，其根源正在于此。
我国地方银行这几年尽管发展很快，但放到全国金融市场的大框架中来看，它们仍然是体量微弱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起到的只是补充作用，难以承担起为大量中小微企业提供充足融资的重任。
当然，地方小型银行被安排为对接地方中小微企业的资金融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有大银行更多地成为国有企业的后盾，在业务上与中小微企业出现了分离倾向。
财政部7月25日发布的全国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到今年6月末，我国国企资产总额14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5%；负债总额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1.4%；所有者权益合计49.3万亿元，同比增长11.7%。按照财政部的数据计算，到今年6月底，国有企业负债率达到65.6%。
国有企业出现较高的负债率，也表明它们对国有银行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依赖：一方面，国有大银行对它们的慷慨“输血”带来了高增长；但在另一方面，这种高杠杆也使国企利润率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同时还让国有大银行背上了不可忽视的经营风险。
国企与国有大银行的对接，和以民营资本为主的中小微企业与地方小型银行的对接，表明目前金融结构存在的弊端远远未能革除。当中小微企业只能与地方小银行“弱弱联合”的时候，它们就很难依赖金融的支持做大做强。而国有企业与国有大银行的“近亲联姻”，也不利于国企的改革深化，特别是按照市场化的路径实现转变。
我国要建立起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特别是要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必须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不断深化改革。具体来说，应该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尽快建立起普惠金融的体制，打通国有大银行和地方中小微企业之间的金融壁垒，让中小微企业得到更多来自国有大行的金融支持，也让地方上的小银行能够参与到对国有企业的资金融通，通过与国企的合作来提高自身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