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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潇怡 河南、湖北、四川报道
“一个丈夫去世丧失家庭经济支柱的妇女，贷款没有还完是不是就马上起诉判为不良？我认为先帮助她解决当下的困难，重新支撑起家庭最为重要。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妇女接受了银行的帮助，解决了家庭困难，最终还上了贷款，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结果。农村不同于城市，村民非常朴实，诚信观念可以通过言传身授传递。”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行长李贵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自2007年第一家村镇银行挂牌成立，到如今全国1500多家村镇银行遍地开花，村镇银行的发展已经走过十年。
村镇银行作为定位扎根县乡地域、支农支小，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仍处在向上生长期，虽然有的村镇银行正在面临发展之困，但也有大批突出的“好学生”出现。
IMI特约研究员夏乐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村镇银行定位传统银行服务三农的短板市场，这与目前银行业整体存在的过度倾向不同，村镇银行的发展空间和扶植意义依然巨大。
这也意味着，面对农村金融自带的难度属性和银行业的改革阵痛，这些走在村镇银行前面的“好学生”，更具研究样本价值。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多地银监局和多家村镇银行，探路优秀村镇银行的发展模式和接下来的转型方向。
深耕农村 实现业务全下沉
河南省的中牟郑银村镇银行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5.6亿元，总资产142亿，存款余额130亿元，占全县存款余额的26%，吸收存款量为全县第一，远超其发起行郑州银行在中牟县的存款量。2016年末净利润达2.89亿，位居中牟县前三，可谓是村镇银行中的佼佼者。
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行长李贵福表示，踏实做农民的银行，知易行难。村镇银行就是为农业、农村、农民定制的新型金融机构，不能偏离这个基本方向，一切的业务办法，都要符合县域经济发展。要培育员工和农民联系在一起，抱团办农民的银行，建立信心和信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中牟郑银村镇银行牵头设立的中牟县三农协会是村镇银行深入农村开展业务的重要抓手。中牟县三农协会是民政局批准的社团组织，李贵福担任理事长，以乡镇为单位设立分会，各行政村的支部书记、村长为会员，会员归三农协会管理。
“会员即是村里有威望的干部，又是三农协会的会员。会员可以帮助银行吸收存款，也可以帮助农民贷款，会员与银行间建立起互信关系，可以签字作为农民的担保人。只要会员到支行说村里哪位村民需要贷款，可以担保，那么银行就会为村民提供贷款。可以说三农协会作为桥梁和纽带将村镇银行和农民紧紧结合起来了。”李贵福说。
有业内人士对此分析表示，三农协会能够落地推行，正是得益于村镇银行的独立小法人地位，加之对本地资源的充分调动，这是普通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所难以实现的。
李贵福表示，除了三农协会的抓手，从员工到管理层紧贴农民，服务农民切实为农民解忧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自发对中牟县422个行政村进行摸查和宣传，并发放了16万余张的“解忧卡”。每一位有困难的村民都可以直接联系到业务经理和支行行长。“行长必须接农民的电话并为农民解决难题，需要贷款就贷款，需要捐款就捐款。”李贵福道，“与其浪费营销费，不如真正解农民之忧，用口碑建立起信任。”
有别于中牟郑银的个体尝试，而对于下沉农村，解决银行到农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湖北银监局2015年起就已经全省实行“金融服务网格化战略”。借助政府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将社区和乡村重新划分成若干金融网格，并将银行机构金融服务资源均匀配置在网格中，并对网格内居民进行建档，进行点对点金融服务。借助湖北的金融网格化策略，村镇银行的下沉服务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
高风险与低不良样本
农民因为收入来源不稳定，抵押质押物、征信纪录等的缺失，在贷款中一直属于高风险人群。传统银行开展涉农贷款难度大，风险高。而村镇银行作为精准定位支农支小的“农民的银行”，面临的风险压力理应更大。
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调研中走访的多家村镇银行其不良率均在2%以下。湖南省大冶泰隆村镇银行2016年的不良率只有0.4%，拨备覆盖率超过700%。可见如此低不良也是给村镇银行的一份意外之喜，但其中缘由为何？
大冶泰隆村镇银行行长李丹阳表示，“涉农贷款的高风险和呈现出的低不良像一对悖论，我行主推的是道义担保，通过借款人有亲缘、血缘关系的人担保获得授信。实际业务推进中我们发现农民是非常朴实的，农民的还款意愿也是很高的。银行要做的就是在前期做好调查和筛查工作，并进行精确的风险定价。“
四川仁寿民富村镇银行支行行长林涛也表示，农民存在着很高的还款意愿，通过“信用村”将村民们联系起来，如果一家有困难，村民们乐意互相帮助来维持全村的信誉度，截至目前，仁寿民富的信用村和信用贷产品还未出现逾期和不良。除此之外小额分散也是化解风险的重要保证。
李贵福认为，涉农贷款的风险比较高是确实的难题，但是中牟郑银成立七年来农户贷款没有出现一笔不良，并不是涉农贷款本身的风险降低了，而是思路转变了。
李贵福提出，无论是联保贷款还是抵押贷款，都不能杜绝风险，关键是培育农户的诚信度。联保容易出现几户不还，整村不还的信用风险，中牟郑银的解决办法就是切实了解每一户还款困难村民的情况，帮助其解决困难，而不是强行催收。
“一个丈夫去世丧失家庭经济支柱的妇女，贷款没有还完是不是就马上起诉判为不良？我认为先帮助她解决当下的困难，重新支撑起家庭最为重要。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妇女接受了银行的帮助，解决了家庭困难，最终还上了贷款，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结果。农村不同于城市，村民非常朴实，诚信观念可以通过言传身授传递。”李贵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河南银监局副局长周家龙表示，除了不良率较低，不少村镇银行高管在谈及不良时可以清楚地介绍每一笔不良是发生在哪一户出现了什么问题，这反映了村镇银行扎根农村的细致工作和银行与农民间的紧密关系。
分类监管呼之欲出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村镇银行设立之初的市场定位是在农村县域吸收本地存款发放本地贷款，加之作为新兴金融机构，监管政策对其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村镇银行的利润来源主要依靠存贷利差，缺乏其它盈利渠道。改变的诉求在一些发展良好、规模较大的村镇银行上反应逐渐迫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到，以中牟郑银村镇银行为例，2016年其投资收益仅为0.27亿元，与其他银行相比非利息收入占比低。这一情况在走访的多家村镇银行普遍存在。
李贵福对此表示，就中牟郑银的情况来看，近年吸收储蓄存款量逐渐增加，放贷量趋于饱和，富裕资金没有其他的途径用出去。“多余的存款对于我们也是一种负担，目前只能采取把多余存款存放给发起行的方法，缺少其他使用渠道，需要政策给予更多支持。”
李贵福呼吁，目前全国村镇银行发展水平不一，一些业务也不能轻易放开。但希望进行分类监管，对于有需求有能力的优质村镇银行，希望能够多开一些理财产品、票据业务等投资渠道，增加村镇银行盈利能力。
银监会对村镇银行的监管此前持比较审慎的态度，因为村镇银行作为新兴的金融机构，有些产品和政策还没有放开，但对不同机构应该区别对待。
据了解，监管层在对村镇银行差异化监管的方法上也在积极探索。湖北银监局副局长阙方平表示，监管资源有限，村镇银行发展程度差异化也较大，因此湖北银监局对村镇银行实施“绿黄红牌”监管的创新监管方式，即对监管指标达到良好银行标准的村镇银行实行绿牌监管，支持其发展，适当降低现场检查频次；对监管指标出现下迁趋势的村镇银行实行黄牌监管，加强风险提示；对核心监管指标不达标的村镇银行实行红牌监管，加大现场检查频率，要求发起行履行大股东责任，限制股东分红，督促其限期整改。
银监会农村金融部副主任马晓光在银监会例行发布会中也透露，银监会正计划在前期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适时出台《村镇银行监管指引》等政策文件。健全多维度、前瞻性的风险监测体系。并推进优进劣转，对于做得好的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鼓励继续设立，存在问题的村镇银行在主发起行有意愿前提下将鼓励转让给其他优质发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