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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2016中国网财富管理论坛”上发表演讲。
于学军在上述演讲中建议择机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适度对冲由MLF（中期借贷便利）和PSL（抵押补充贷款）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进行合理有效的切换。
“降低存准率的必要性还很大。”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黄志龙指出，“长期来看，存准率应降低到历史平均水平10%左右，但短期内将缓慢下行。”
国开证券研究部副总经理杜征征则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中国银行业的存准率还是很高的，有降的必要，但时机不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人士日前在一份研报中表示，近期随着市场利率有所回升，国债期现货价格下滑。面对市场流动性趋紧的呼声，政策似有放松的需要。然而，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又受诸多因素制约，准备金调整身处两难境地。
●银行业存准率下调空间大
12月28日，于学军在上述论坛建议，“择机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适度对冲由MLF（中期借贷便利）和PSL（抵押补充贷款）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进行合理有效的切换。”
于学军还表示，中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很高，现为17.5%，全世界重要经济体没有哪国有这么高，下调的空间很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随着外汇占款的连续下滑，年底降准预期也有所升温。数据显示，2016年11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环比下降3827亿元，为连续第13个月下滑，并创2016年1月以来最大降幅。
对此，黄志龙分析指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必要性还很大。
黄志龙称，首先，从2015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在前十年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下，货币当局主要通过外汇占款的方式被动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但从2016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已经长期处于净减少，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也逐渐转变成以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为主，而高存准率主要适应于通过外汇占款方式投放基础货币的时代，现在较高的存准率必要性不大；其次，我国当前存准率仍然高达17%，显著高于历史平均水平，而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需支付利息，这无疑会增加央行的政策成本。
上述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人士指出，支撑降准的逻辑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外汇占款承压下，基础货币缺口较大；二是适逢季末年末，市场流动性时点性、局部性趋紧的态势逐渐显现。
上述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人士还表示，“初步估算，从2016年以来，由于外汇占款和财政存款减少，使得基础货币缺口达到3.5万亿～4万亿元。截至目前，今年央行已通过公开市场、MLF、PSL等工具向市场投放约2万亿元流动性，但基础货币的缺口仍有1.5万亿～2万亿元。”
黄志龙也进一步表示，综合来看，降低存准率将与MLF、PSL、公开市场逆回购等方式，共同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长期来看，存准率应降低到历史平均水平10%左右，但短期内将缓慢下行。
●业内：降准政策信号意义太强
值得注意的是，存准率调整往往释放出较强的货币政策信号。
“正因存准率调整对市场预期的强信号影响可能造成市场较大波动，央行通常都会比较谨慎。”上述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人士表示。
同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从2016年以来，面对外汇占款持续下降造成的流动性缺口，央行仅降准一次，未进行降息，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工具提供流动性。
于学军分析，由调低存准率释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仍主要是收购外汇储备的资金，以美元等外币做储备或基础，对人民币有保值的作用，即所谓货币锚的作用，这对人民币汇率减轻贬值压力有好处。而MLF和PSL这些新型政策工具更宜在存准率降到低位后使用，而不宜于在此之前大量使用。
杜征征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监管官员的建议，其实是想用长期稳定的投放方式（降准）代替“短期+中期”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投放方式（MLF+PSL）。对于银监会监管的银行来说，肯定是偏向于前者。但前者给予市场预期信号过强，且难以在短期进行反向操作（加准），此外也难以发挥从价格方面调控市场的效用。
杜征征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他个人认为2017年不会降准，可能还是用逆回购（短期）+MLF（中期）+PSL（中长期）来调控数量，通过DR007等来调控价格。
同时，杜征征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达了他做出上述判断的理由：第一，经济短周期企稳，虽有下行压力，但相对可控且近期决策层对增长的诉求有所下降；第二，人民币汇率仍面临一定压力；第三，通胀中枢有所上升；第四，防风险重要性上升，这些都是制约降准的因素。
“中国银行业的存准率还是很高的，有降的必要，但时机不对。”杜征征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
上述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人士亦分析指出，考虑到债务置换背景下，2016年实际信贷增速较快，国内楼市调控刚取得初步成效，物价似有抬头，人民币贬值压力依然较大，种种因素支持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货币政策不宜宽松，降准利弊难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