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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丽萍
作为广东金融改革板块之一，近期广州民间金融市场话题颇多：22日，广州民间金融街扩容，金融街二期将正式挂牌；《广州小额再贷款公司业务试行办法》印发，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有望主发起成立广州小额再贷款公司，首期注册资本金计划10亿元。
广州民间金融的这一系列动态，折射了地方政府推动区域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探索和努力。
不算隐于“地下”不计其数的民间高利贷，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2000多家自称P2P的网贷公司。如何让民间金融阳光化，使其规范发展，是很多地方区域金融改革力图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近几年走过温州等多个城市，对民间金融颇有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看来，温州、广州、鄂尔多斯(600295,股吧)和长沙4个城市，在推进民间金融阳光化上已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且已初显成效。
温州和广州“集聚化”特色
在这一轮金融改革中，最早进行民间金融阳光化探索的是温州。“经过一年的改革，目前温州最具成效的是成立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和公开发布利率指数，大步推进了民间金融的阳光化。”黄震认为。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于2012年4月，目前入驻资金中介机构7家，并有律师事务所、公证处、融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配套机构5家，开业满一年时累计成交总额5.13亿元。
此外，经过一年的发展，温州在各县（市、区）推广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至7个，并被外省多个城市模仿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虽然目前到该中心登记的温州民间资金金额远大于最终成交金额，成交率仅约三成，但亦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光应看得更远一些。
“虽然该中心登记与成交的金额目前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若是没有这个中心，在目前温州信用体系仍处于崩溃的情况下，民间资金的成交量可能更少，这个中心可以说重振了市场信心。比如陕西神木县，去年发生民间借贷危机之后，在没有温州这样的登记服务中心情况下，银行存款急剧上升，说明居民只敢存不敢贷了。”黄震认为。
“登记服务中心开设后，此前温州熟人借贷，不用抵押甚至没有借条的情况开始向更理性的市场借贷转变，到该中心借贷有严格流程，要填写规范化法律登记文件，借方要有抵押品。”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一位内部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黄震将温州这一模式的特色总结为“信息集聚化”；而与此殊途同归的是广州民间金融街的“机构集聚化”特色模式。
广州民间金融街去年6月28日开街，截至今年5月底，街内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等民间融资机构已累计为广州市2000多家企业和个人融资近80亿元，22日二期挂牌后，街内入驻金融机构总数有望从35家扩容至80家，其中主要是小贷公司（31家）。
广州民间金融街主要通过集中一批小贷公司、银行、担保公司和典当行，并与温州类似，公开发布金融街利率指数。“将机构集中起来，采集相关数据，也可使交易更加透明，广州与温州是两种路径，分别是实体与网络的集聚，两者殊途同归。”黄震认为。
“下一步，我们将把金融街打造成立足广州、辐射珠三角，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金融集聚基地和形成民间金融"广州价格"，为广东乃至全国的金融改革创新积累更多经验。”广州民间金融街管理有限公司内部人士对本报说。
鄂尔多斯的规范化模式
而作为民间借贷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且民间借贷大案频发的鄂尔多斯，其探索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模式则与广州、温州有很大不同。
黄震是《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暂行办法》（下称“办法”）的起草人，该办法于去年6月发布，可以说是地方金融改革启动以来，由地方政府制定的首部系统性规范民间借贷的文件。
“过去一讲民间借贷，总是想到先由国家立法，鄂尔多斯未像温州这样等待、请求上级机构立法，温州金改在鄂尔多斯之前，但温州在金改之前未出台规范民间借贷的相关条例，在金改一年后，至今也未有阶段性总结的相关办法出台。”黄震认为，该办法出台的最大意义在于，在现有的法律框架、政府职权和技术支持条件下，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
黄震认为，该办法的实施性也很强，因为它强调民间借贷双方合同的规范性。此前鄂尔多斯出现的民间借贷纠纷有相当多案例是因为没有书面合同，无法提供借贷证据。而现在根据办法成立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会为当事人提供专门的规范书面合同供借贷，并要求当事人登记备案时提交合同摘要。
此外，该办法也强调对担保等中介机构的规范化，将P2P网贷公司纳入规范管理；鄂尔多斯工商、公安、法院等各政府有关部门对民间借贷如何进行协调管理，也在办法中有所呈现。“目前很多地方都在模仿这个办法。”黄震说，鄂尔多斯这种特色可总结为“规范化的代表”。
除上述三个城市，长沙在通过“社会化手段”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上也有自身特色。
长沙在今年4月成立了长沙市民间金融商会，由各类民营银行、保险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和从业人员自愿组成。同期，由该商会主要成员发起组建了长沙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功能与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