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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仁回来了，带着奄奄一息的碎梦。六年前，这位辽宁最大民营企业的老板带着这个梦来到朝鲜，通过拿下一个储量17亿吨的铁矿项目，投资2.4亿元，勾勒出每年可达15亿元的利润宏图。这是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对朝鲜投资最大的项目。没想到时至今日，周福仁不但血本无归，还求告无门。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当初的豪言壮语，现在看来仿佛一个笑话。
对峙
2012年3月2日凌晨，朝鲜黄海南道瓮津铁矿，西洋集团控股的“洋峰合营会社”。睡梦中的10余名西洋集团驻朝鲜员工突然被吆喝声吵醒。睁眼看时，他们床前已经站满身穿制服的警察和保安人员，“你们马上收拾东西！离开朝鲜！”随后，全部的西洋留守员工被押上了早已停放在厂外的大巴车，从瓮津现场直接押运到新义州遣返中国。
——哀莫大于心死。接到员工电话的时候，西洋集团董事长周福仁已经麻木了。对于这个做了六年的梦，他已经彻底死心。现在，他只想拿回自己当初的投资，哪怕只有一部分也好。他终于答应朝鲜方面提出的3124万美元的铁矿项目转让价码。这已是他的底线。可是没想到，几个月过去了，朝鲜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周福仁出离愤怒了。2012年9月，国内媒体相继刊登“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血本无归”的消息。通过互联网，消息迅速流传，反响巨大。
这一次，朝方倒是迅速有了动作。9月5日，朝鲜对外经济投资协力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西洋集团纯属诋毁，其自身“并不是对毁约没有责任，从法律上分析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来看，西洋集团反而负有更严重的责任”，并且“一些新闻媒体罔顾国际惯例和商业秩序盲目兴风作浪，无异于给阴险敌对势力挑拨朝中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给投资气氛泼冷水的阴谋火上加油”。
这是极其罕见的朝方对某个企业的动作作出回应。数日之后，记者面对面询问周福仁，这个55岁的民企大亨提到这份回应依然激动得难以自持，“他们说我们在投资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我们合作都是国家批的，朝鲜人大的批示都有，怎么能说是不正规？我们在那儿干了六年，在朝鲜议事堂谈事，朝鲜副总理级的官员来中国好几次，怎么还能说不正规呢？那个地方(厂址)是朝鲜的边防地区，普通人是进不去那个区域的，手续不全会让我们到那儿去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初正是朝方极力邀约并作出各种承诺，才最终促成周福仁义无反顾奔向朝鲜。
入朝
“我们公司领导班子90%以上的人不同意这个项目，但我自己是一意孤行作了这个决定。”为了鼓舞士气，当时周福仁甚至喊出了诸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等口号。
——他梦想着“成为菱镁砂行业的垄断者”。
1988年，周福仁在辽宁海城创建西洋集团。全球80%的镁矿原料供给来自于中国，而中国100%的原料供给来自于海城。天时地利，再加上独创领先的采矿碎矿技术，西洋集团迅速扬名业界，与同城的后鹰集团、华宇集团，以及位于大石桥市的华晨集团并称“镁矿四大家”，后更挤垮曾经的行业老大辽宁镁矿总公司，风光无限。
此时周福仁将目光转向了毗邻的朝鲜。在他看来，朝鲜丰盛的矿产资源和政府放任开采的政策，无疑是进一步成就西洋集团的最好契机。
据业内人士估算，朝鲜所拥有的镁砂很可能达到惊人的64亿吨，比中国更多，而且其矿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属上乘。另外，当时中国国内菱镁矿每吨成本价为300美元，而朝鲜镁矿品类比中国更为优质，每吨成本价却仅在150美元左右。
更令周福仁心动的是，在中国开采镁砂需要相关部门颁发许可证，同时在持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每年只允许开采160万吨镁砂，而在朝鲜却并没有此类限制，处于随意开采阶段。
不得不承认，周福仁具有战略眼光。但他轻视了投资风险。在境外尤其是境外一个非完全市场化的国家投资，政策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他所不能承受的风险。这可以说是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2005年初入朝鲜，西洋集团与朝鲜最大的矿产公司朝鲜镁砂总公司的合作，因朝方企业的消极态度半途而废。此时，一家名为朝鲜岭峰会社的企业进入周福仁视野。这家以海产品贸易为主的企业声称，其在朝鲜黄海南道瓮津郡地区有大量矿产资源，正在寻找投资者。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矿也不是他的，按朝鲜的规定，矿是国家的，谁能招商成功就是谁(来开发)的。”
不过当时，周福仁率队前往黄海南道考察，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了“贵宾待遇”：岭峰会社局长李成奎亲自在停机坪迎接他，随行的还有身穿朝鲜民族服装手捧鲜花的诸多人员。
当然，更重要的是，“矿的面积大，储量有17亿吨，虽然矿的品位低，但选矿的效率高，出产的铁粉品质好，地理位置也好，就在海边，运输可以直接出海。”
面对记者，周福仁坦承，当时也有过疑虑，“从去考察到真正投资有1年半多的时间，在此期间也不断在作思想斗争。”毕竟上一次跟朝鲜企业合作就无疾而终，这次会不会也这样？“当初觉得朝鲜再怎么乱来也不会打中国人主意，谁知道还是太天真了。”
2006年10月26日，西洋集团与朝鲜岭峰会社在辽宁海城签订了项目合同，成立洋峰合营会社。合同约定，中方以选矿技术、生产管理技术、无形资产和现金出资总共折合成3600万欧元，占股75%；朝方则以瓮津地区铁矿资源和建厂土地折合成1200万欧元，占股25%的比例进行合作。
周福仁怎么也想不到，这份看似合理的合同已经为后来双方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博弈
很快，变数出现了。2007年，西洋集团收到批准文件作废的消息。对此，朝方的说法是政府曾规定，与外国投资者组建的合营企业，朝方企业占股比例不能低于30%，外资企业最多占股70%。而西洋集团与岭峰会社所签订的合同显然不符合朝鲜政策。
这直接催生了现在记者看到的两份批准文件。一份由朝鲜经济协调指导局下发的批准文件(扫描件)显示，在这个中朝合资公司中，中方占股75%，朝方占股25%。而在另一份朝鲜商务部下发的文件中，这一比例则变成了中方占股70%，朝方占股30%。
“最初觉得我们出人出资，如果按照7∶3的比例来算的话太亏了，所以要求更多股份，当时还考虑到朝鲜政策是否能通过，但对方一再保证(可以通过)，所以才签署合同，现在看来当初就不应该抱着‘赚’了的心态。”
一是抱着“赚”了的心态，二是由于政策规定，中方企业既没有办法从朝鲜政府获得公开发布的政策，更无法和朝鲜政府直接接触，朝方企业就成了朝方政策的唯一传递者和信息源。
周福仁立刻找到李成奎，要他给个说法。“当时朝方拿着这个文件把西洋集团骗到朝鲜，到了朝鲜之后告知中方原文件作废，要求收回，再重新由朝鲜商务部批准。”而在新的文件中，中朝双方股份比例变成了7∶3。据说李成奎主动承诺，两次协议书中所差的5%股份由项目建成后岭峰分红给予西洋弥补。
一方面，对方信誓旦旦，另一方面，第一份协议一签订，西洋集团就开始各种准备工作。前前后后已花了上千万元。箭在弦上，已是不得不发。周福仁妥协了。这是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在一个不规范的商业环境里，“妥协”看似短期得利，但实为下策。
2009年初，周福仁又遇变数。
偶然间，他听说朝鲜政府要对资源类项目征收25%的资源税。而朝鲜合作方竟从未向他提及此事！此时，周福仁方才发觉，在一个政策极具随意性的国家投资，风险何其巨大。他开始焦虑起来，左思右想，“那时候才投资几千万(人民币)，我就想不要了。”
2009年6月，周福仁以公司内有领导去世、中方员工需回国参加追悼会为由，将绝大多数中方员工召回，随后，西洋集团向朝鲜政府发出了正式的停止投资函。
得知消息后，李成奎多次到中国来请求西洋集团继续投资，表示朝方新的资源税政策只是针对新项目，此前签约项目维持不变，并且出具了由朝鲜对外投资协会出具的保证函，承诺给西洋集团的政策30年不变。期间，跟李成奎一同到中国的还有一位叫徐奉日的人。朝方介绍徐为“朝鲜第二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并称呼其为“徐副总理”。
尽管如此，被股份比例、税收政策弄得逐渐疲累的周福仁，还是不放心。他认为这种保证函没有权威性和法律约束力，他提出如果要西洋集团返回朝鲜，必须要朝鲜最高权利机关的保证函。
终于，李成奎再次找到周福仁的时候，给他带来了一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下发的2009第53号文件，确认双方2006年10月26日签订的合同有效。
得到保证的周福仁重返朝鲜。他又开始做起“梦”来，甚至计划在朝鲜追建一座年产1000万吨的选矿厂，预计每年可盈利50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