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脑残了，让我们不把笔记本带出公司，结果自己搞出这种事情。”这是中兴被美国发布禁令后部分员工经常私下对公司高层的抱怨。
事故发生于2016年，某中兴高管去美国出差，被检查了随身携带的电脑，其中是出售给伊朗、朝鲜商品的项目文件和内部审核证据。这引发了之后一连串的反应：包括罚款、禁购令等。6月7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已与中兴达成协议以解除7年禁令，协议包括对中兴10亿美元罚款及4亿美元托管，并要求中兴在30天更换董事长及高层。
此时距离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禁令已过去了53天。一切开始于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未来7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
这段时间，厂线停工、实验室封禁、邮件停发、断网封锁、项目停滞。培训、看资料成为数万中兴员工的日常。
在长沙、深圳、南京、西安，一群中兴员工投身区块链，或对抗中兴的动荡，或成就技术梦想，或试图重新上演暴富的神话。
而今中兴虽然重新运转齿轮，而这种担忧，已演变成一场瘟疫，撬起中兴程序员的中年危机。
时间停滞
6月1日中午十二点，中电软件园总部大楼，两颗矮松摆在门口，上面挂着积灰的红灯笼。
临近饭点，一楼大厅少有人行。大门对着一行大字：“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蓝字贴在白色瓷砖上。
这里像是世纪初的某个乡镇科技馆，充斥着后现代的冲突感。
美团外卖员穿大两码的黄色外套，拖沓着雨靴，双手拿着一搭锡纸饭盒；电梯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牵着穿着芭蕾服的小女孩走出来；绿色T恤的男人拿着绿胶农药桶，给绿植浇灌；保安拿着手电筒逡巡，虽然已是白天。
如果坐电梯上8层，你会发现一出门就会有门卫警惕地盯着你：“你找谁？”就和9、10层的保安一样。
中电软件园总部大楼8、9、10楼，是长沙中兴软件的办公地点。
玻璃门上贴着一张A4纸：“人员进出实验室必须登记（请联系XX），所有物品严禁带出实验室。”没人知道XX是谁，也不会有人告诉你他/她是谁。
实验室传来噪音，像是磨砂轮转动的声音，又像是拿着烙铁在印刷电路板上焊电路线的声音。空气时刻紧绷着，时间停滞了，整个室内阴暗逼仄而闷热。
机器上被贴上白色封条，机房封锁，人人缄默其口。
当时，中兴正面临其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出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宣布未来7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
7年时间足以拖垮这家香港上市公司。中兴的核心产品，从手机、基站到交换器，对美国芯片依赖很强，几乎不可能在其它地区找到替代方案。
当人们从公司走出来，上了电梯，气氛开始放松，说话声大了起来。
三四男女，结对而行，所谈内容诸如喂鱼该用多大米粒，乒乓球怎么打出厉害的下抽球，今天六一仔放假了下午要请假。
此刻，在他们脸上看不见焦虑、失落、茫然，任何曾经悲伤的证据，就像40多天前的那件事不曾发生过。
“我们没什么影响啊，还是上下班，看文档、培训和睡觉，工资照发。”中兴员工唐宁说，天天玩手机，不知道啥时是个头。
本来决定5月搬家去新基地的研究所，因为这件事只得按兵不动。
新基地位于尖山湖公园，总投资40亿元，依山傍水，临近城铁。8栋厂房里机器设备和办公桌已经就绪，迎接他们的新主人，此刻陪伴它们的只有空气。
唐宁私底下每天会和大家一起骂领导SB，“太脑残了，让我们不把笔记本带出公司，结果自己搞出这种事情”。
中兴外网已经中断、公司邮箱禁止使用、一切项目停止，培训、看文档、敲代码成为唐宁每日的工作。
“124”（周一周二周四）的加班传统被打破了，因为无班可加。唐宁总算有空做一直想做的事，重新开始写博客，做自我营销，“因为很多公司招聘会看这个”。
“我们到了这个阶段，要给自己找退路了。”唐宁说，来中兴五年了，从研发支持一直做到工程师，工资还是“没有几块钱”。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在一切都被规定，一切都被标准化，一切情感都小心翼翼的时代，我们反抗权威，但最终，我们都需要直面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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